边战边和　唐高祖向突厥称臣之谜

公元618年，太原留守李渊与子李世民及刘文静、裴寂等起兵，引军西进，攻克了长安，建立了唐朝。其时北方有个强大的突厥族，还扶植了几个割据小政权，李渊该如何利用突厥的势力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策略问题。有人说他向突厥称臣了，有人说根本就没有称臣这回事，有人说他是求和不称臣。究为如何？南北朝后期，北方兴起了一个强大的马背上的民族——突厥。618年，当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唐军如欲南下，突厥就很有可能乘机捞上一把。为解除突厥的威胁，唐高祖想方设法要解决突厥问题。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提出李渊曾向突厥称臣：“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换句话说，李渊是接受了突厥可汗的封号。

太原起兵前，秦王李世民等曾“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秦王等欲改白旗并求得突厥人同意，而高祖认为最好改成绛白相杂的旗帜。白旗是突厥用的颜色，而绛色是隋朝所用，是当时中夏国旗的颜色，唐高祖想表示他维持中夏的地位，而不是纯粹向突厥称臣。在高祖集团 中，向突厥称臣的主谋是唐太宗，具体前去执行的是刘文静。突厥始毕可汗与刘文静曾经相约，立唐高祖为可汗，突厥约束刘武周，唐军南下时不能乘机侵袭太原。

陈寅恪的观点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台湾著名学者李树桐认为唐高祖从未向突厥称臣过。温 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李渊手疏与突厥书，封题署云：“某启。”司马光《通鉴考异》在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六月条下认为温 氏有所避讳，实际上唐高祖在这时已称臣于突厥。李树桐认为“启”字为下达上书中的谦卑称法，在隋唐旧籍中十分多见，并不是称臣的标志。

凡是称臣于突厥者，突厥都送给他狼头纛。狼头纛，是突厥爵位的标帜。当时，称臣于突厥的群雄，突厥都署为可汗和天子，如刘武周称定杨可汗，也称定杨天子；梁师都称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李子和为平杨天子，这些人都接受了突厥的封号。高祖起义攻克长安后，立隋代王侑为天子，自为大丞相进封唐王，他既不称可汗，也未曾称天子，他从不曾接受突厥的封号。他认为高祖曾力排臣下的意见，决不接受突厥所给天子的名义，也就是决不肯向突厥称臣。如果高祖称臣的话，他必定要履行称臣的义务。当突厥送来马匹时，高祖“唯市好者以取其半”，并且对属下说：“乍可绝好蕃夷，无有从其所劝。”从当时的官私记载来看，唐高祖如何从称臣到不称臣，都无踪迹可寻。今天史书上说高祖向突厥称臣，其实是太宗时的一些史臣为讨好太宗而伪造的。

不过李树桐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有人认为义宁元年六月李渊的确还未称臣，但他手书时卑词厚礼“启”突厥始毕可汗的目的，是在试探突厥对起兵太原的态度，并透露愿执臣礼的意向。高祖起兵太原时，如果不连突厥，必将成为北方群雄众矢之的，只有称臣突厥，才能换取太原的安全，进军关中时后方才能稳定。但他又认识到公然独立叛隋不利，师出有名方可取得政治舆论的主动，所以他打着“尊隋”的旗号而实际上在反隋，他既用突厥的白旗，又用隋朝的绛旗，用来表示自己的立场，这正是他称臣于突厥而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性所在。

北方群雄称臣突厥的有薛举、王世充、窦建德等十数人，史书载有封号的只有刘武周、梁师都等四人，受可汗封号的仅刘、梁二人，受狼头纛的也仅此二人。实际上称臣非必要受突厥之封号，只有受突厥“可汗”者才授以狼头纛。当时称臣实有三种情况，或未受其封号，或受其封号，或受其狼头纛，在突厥方面当视为亲疏有别。称臣的根本义务是纳贡。突厥很讲实惠，李渊从一开始就和始毕可汗讲定：“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这正是他称臣的义务。《旧唐书》说高祖即位后，前后对突厥的“赏赐”不可胜纪，其实就是指的纳贡。唐建立后，高祖一方面积极建设与西突厥的友谊，想并力以图突厥，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废十二军，讨论怎样大举击退突厥。武德八年(625)七月，高祖对大臣说：“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许多人认为高祖大概是在这时不再称臣，而用敌国礼。正因为不再称臣，所以突厥此后攻掠频繁，以致太宗刚上台时大举南攻到渭水桥边，长安城门外。

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外，还有第三种稍微折中的看法。高祖在起兵时用了下对上的“启”，但下对上的文书中“启”不是最高级别，李渊没有把突厥可汗视为至尊的地位。从李渊给始毕可汗信的内容及格式来看，李渊没有奉他为至尊，突厥提出的条件，也没有全部接受，对始毕可汗没有惟命是从。李渊的政策是基本上不失和于突厥，以免产生后顾之忧，表面上利用其力量，实际上使其不能大举南下，免得受制于人。

这种观点认为，高祖向突厥求和与其他割据势力依附于突厥截然不同，如刘武周等人都公开叛隋而自立，接受突厥可汗的封号，突厥还授予狼头纛，而高祖完全不同。他既要起兵反隋，又不愿落叛逆之名，既要解除突厥的威胁，又不愿依附于突厥，他绝不借助突厥的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政权建立后，突厥不仅恃功自傲，对高祖颇为无礼，而且还屡次兴师动众，举兵南下，阻止高祖发展势力，统一全国。这时高祖仍实行妥协政策，如突厥使节到长安，高祖是卑躬屈膝，“前后饷遣，不可胜纪”。为平定薛仁杲，他派出专使护送女妓给始毕可汗。武德四年(621)以前，唐高祖是以妥协求和的办法讨好突厥，但次年五月以后，随着力量的增强，高祖对突厥的政策开始软中带硬，边战边和，以战求和，在议和的背后，积极准备抗拒突厥。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武德前期，高祖确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和，但对突厥的政策是以巩固、发展唐朝政权为前提的。他总的政策思路是妥协求和而不受制于人，借助于突厥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

唐高祖究竟是否称臣，看来仍是留给历史学家们的一个课题。不过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了李渊和李世民的足智多谋和才能，也了解了为什么在群雄蜂起的时候，李渊父子能够脱颖而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