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赴义　史可法功过之谜

在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为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史可法无疑是其中的一位。面对着山河破碎，社稷异姓之时，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担负起抗争的神圣使命，最终慷慨就义。但史可法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其的评价究竟是褒还是贬呢？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即今开封。史可法出生之际，正是大明江 山内忧外患，危机日重之时，青年时代的史可法受到东林党 人左光斗的关怀与教诲。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府试开考，主考官左光斗将史可法点为顺天府秀才第一名。天启七年中举，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中进士。史可法先后担任过西安府推官、户部主事及员外郎、户部都给事中、右参议和安庆、庐州、池州、太平四府巡抚等官职。崇祯十六年被朝廷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次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明王朝亡，朱由崧在南京被一班人拥戴为弘光皇帝，建立南明王朝，史可法为首相，但不到半月就被奸佞马士英排挤掉。这时江 北的靖南侯黄得功、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和广昌伯刘良佐四个藩镇正在扬州一带飞扬跋扈，拥兵自重，于是史可法到扬州督师，协调四藩，左右斡旋，反复游说，甚至委曲求全，终于使得这些骄兵悍将暂时相安无事。正当史可法调停藩镇、招揽人才、筹建河防之际，收到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招降书，一手以高官厚禄相引诱，一手以强兵压境相威胁，意在扫除率兵南下的障碍。史可法不为所动，针对来信中的论调，有理有节地给予了答复，称南明军队即将挥师北上，收复失地，光复神州，这个决心不可动摇。然而在南京，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肆无忌惮地大闹党 争，竭力排斥打击东林党 人，致使高弘图、姜日广等明朝元老纷纷告退，以示抗议。朱由崧当上皇帝后，根本不把朝政当一回事，他忙着大兴土木修宫殿，又派宦官们四处出动，到民间去寻访秀女以充实宫掖，供其婬乐。南明小朝廷的所作所为，使天下有识之士无不深感痛心和失望。史可法数十次上书苦谏，恳请南京方面改弦易辙，但结果均如石沉大海。在北方，爱新觉罗·福临进入北京城后，即皇帝位，史称顺治皇帝。他重申废除明末加派的赋税以安民心，同时命多铎经略江 南，阿济格西击李自成。清军于十月南抵宿迁，十一月占领山西，十二月，多铎渡黄河南下。满洲铁骑纵横中原，势如破竹，到第二年（1645年）正月，清军破潼关，入西安；三月，清军平定河南；四月，多铎率清军渡过淮河，明将刘泽清投降。此时清军已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下定必死的决心来抗击清军，保卫扬州。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亲自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时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烧杀婬掠，无所不至，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人民死亡在八十万之上。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多铎劝谕归降，史可法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史可法牺牲后，他的养子未找到史可法的遗体，便把史可法穿戴过的衣冠葬在扬州梅花岭上，称为“衣冠冢”。如何评价史可法，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他在拥立福王为帝的问题上，未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有的学者则提出南明军事上的溃败，史可法脱不了干系，特别是他在战略上十分保守，军事毫无建树。有的学者还提出在对待农民起义军问题上，史可法主张坚决灭寇，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因此很多人对其持否定的态度。顾诚在《南明史》中对史可法的评价代表了持否定论的心声，他是这样总结的：作为政治家，史可法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份经营江 北将近一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应该完全否定史可法，要转换角度，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和认识这个人物。他们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无论史可法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整个社会充斥着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史可法在保卫民族利益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的精神对后代产生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宝贵。史可法抗清是清朝统治者南侵后第一次遇到的坚决抵抗，他拉开了持续四十余年之久的抗清斗争的帷幕，成为抗清的一面旗帜。史可法抗清的影响扩展得非常迅速，史可法的名字也非常具有号召力，这些都表明广大人民对其已经有了公正的评价。这也正好符合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所论述的：“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此外，他们还认为，关于史可法的“联清灭寇”主张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主张是史可法在清兵入关早期的政治主张，史可法始而力主“灭寇”，继而主张“联清灭寇”，进而转为“御敌灭寇”，最后“坚决抗清”，这种思想转变是受当时的形势所逼，因为朱家王朝岌岌可危。但不管怎么变化，他的思想轴心只有一个，即中兴明室。而中兴所依赖的军事力量在哪？左良玉的部队虽号称八十万，但盘踞武汉，不听调度，能够暂听指挥的合四镇之兵也不过十万人，且均系骄兵悍将。兵力不足怎么办？史可法以唐肃宗“借兵力于外夷以张军势”的思想为基点，希望历史上“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的故事重演。同时对于清贵族蓄谋取明而代之、入主中原的政治企图缺乏认识，于是“联清”思想应运而生，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史可法对清统治者的野心已经了然，思想也逐渐转变，但对满清仍抱有幻想，直至议和破裂，最后走上坚决抗清之路，遂有“扬州十日”。应当看到，在史可法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对农民军“一矢未加”，那高喊的“灭寇”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与其政治生命相始终的，这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史可法当然也无法摆脱这种局限。要史可法去违背封建道德标准，在崇祯帝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去联合“君父之仇”的“寇”是不可能的，故而不得不选择有先例的联夷政策。而且，当他一看出满清的陰谋，便由“联清灭寇”而转为“御敌灭寇”，毅然走上了抗清复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