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仁见智　《游春图》年代争论之谜

目前存世最早的中国画山水卷轴自然要算是《游春图》了，一直传为隋代画家展子虔作，可是在宋画史、画论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游春图》的记载。如此有名的一幅画，为什么在最靠近隋的唐宋时代没有记载，而在稍后的明清时代才见于著录？《游春图》中究竟藏着哪些谜呢？

《游春图》传为隋代画家展子虔作，是我国发现的存世的山水卷轴画中最古的一幅，是展子虔的存世孤品。经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捐献，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堪称国宝。它生动地描绘了明媚春光 下游人在山水间纵情 游乐的神态。各种花树点满山野，桃红柳绿，相映成趣。山上有骑马的游人，水中有乘船的妇女，瀑布前有桥，远山近坡，层次显明。在色彩上，运用了浓重的青绿填色作为全画的主调，有勾无皴。这种浓重的青绿色调，正是春天自然景色的特征。这幅画不仅体现了隋代山水画臻于成熟的一面，也反映了早期山水画的风格面貌，被视为传世中国山水画开山之作。《游春图》画幅绢本设色，纵34厘米，横80.5厘米。该画原无款，宋徽宗题鉴“展子虔游春图”六字，定为展子虔所画。由于该画原无款，因此有的学者赞同宋徽宗的鉴定，有的学者则认为这幅画的作者是否是展子虔，值得商榷。

《游春图》在流传过程中十分有序：历经宋徽宗、贾似道，元仁宗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明严世嵩父子，清梁清标、安歧及乾隆内府收藏，并被著录于元《云烟过眼录》、明《玄览编》、清《清河书画舫》、《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书画要籍。但唐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所收的展子虔六卷作品和宋《宣和画谱》记载的北宋御府藏画中展子虔的20幅作品中都没有《游春图》，就是遍查唐宋画史、画论文献，并没有发现关于《游春图》的记载。如此有名的一幅画，为什么在最靠近隋的唐、宋时代没有有关对这幅画的记载，而在稍后的明清时代屡见于著录，颇使人怀疑。最早质疑画的真伪是元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在书中曾两次提到这幅画，质疑画的真伪，但文字过于简少，并且不能具体指出疑点在什么地方。

1978年，傅熹年先生在《文物》第十一期上发表《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对《游春图》的年代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从时代风格入手，抓住画中人物所戴的“幞头”、画中建筑物的“斗拱”、“鸱尾”，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在运用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最后指出画中幞头“中子直立，不分瓣，脑后二脚行长，微弯，斜翘向外”的形象比较接近晚唐的特点，从这个方面可以断定其上限不会超过晚唐。就斗拱的特点而言，其补间铺作与柱头铺作的做法，是晚唐以后才出现，与隋制相差很远。就鸱尾的形式而论，《游春图》中的鸱尾与北魏至唐中期的鸱尾特点不和，却和《瑞应图》中的鸱尾很近似，也与《宋会要辑稿》和《营造法式》中所载情况一致，具有典型的北宋鸱尾特点。就此而论，《游春图》的上限恐怕难超过北宋。此文还就《游春图》的卷尾部分与唐李思训作的《江 帆楼阁图》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的构图和树石位置姿态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而证明它们出于同一个底本，而这个底本在晚唐时就存在了。在鉴别时，傅熹年先生用的是通过人物服饰和建筑物的特点来确定画的真伪的分析方法。为什么这种方法行得通？因为前代人不能穿后代人的衣冠，不能住后代人建的房子，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道理。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说，傅熹年先生对《游春图》的年代探讨是有道理的。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傅熹年先生的意见。1979年，张伯驹先生在《文物》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对傅文进行了存疑。他认为幞头的形制，在同一时代中，冠的样式是视各人的身份而有差异，并且《游春图》的人物，是属于山水画人物，只是点写，著录中亦云人马如豆，不能专画冠服，以幞头断为非隋画，可以存疑；关于建筑方面，由于空间地域的不同，建筑的形制是不一样的。并且《游春图》所描绘的地区，不能分辨具体在哪里，而这幅画也不是山水界画，如以描绘完整壁画的建筑，来与画中仅盈寸的建筑比拟，以为画非隋画的佐证，也是可以存疑的；关于《江 帆楼阁图》和《游春图》同出于晚唐底本而传摹复制的问题，首先对底本的原本的年代进行了质疑，是否为隋画？接着指出传摹复制应当传真逼似，但为什么要掺入后代画法形象？最后就两幅画的画风进行了比较，指出《游春图》简单质朴，是画之发展尚未成熟时期，《江 帆楼阁图》华丽繁复，是画之发展已将成熟时期，只能说展子虔向李思训发展，不能说李思训向展子虔发展，先后倒置。因此以《江 帆楼阁图》来作《游春图》非隋画的佐证，亦似可以商量。在对傅文提出存疑的基础上，提出鉴定年代较远的古书画，只有依凭前人的观点。因为他们年代近，见者多，对他们的鉴别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但《游春图》是否经过宋徽宗和侍从之臣的鉴别，当时的情况我们今日不得而知。在画前宋徽宗题“展子虔《游春图》”六字，不著朝代。从《大观录》的记载看，唐代以前的画，宋徽宗题签皆不著朝代，是否传摹复制之画，只有在对照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得出结论。最后肯定《游春图》是展子虔的作品。

除了傅熹年先生的意见和张伯驹先生的见解外，还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想法：认为《游春图》是《宣和画谱》中著录的《挟弹游骑图》。

直到现在，关于《游春图》的作者和时代问题的见解还是不能统一。看来要揭开这个谜，只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了。